大雅是什么结局？
用“诗史”形容杜甫是恰当的，而与杜诗有着密切联系的少陵，也曾在诗中自诩为“东昏”（《花坠》）。不过，大雅终究没能一直保持住自己的品格。
“尔曹”（《戏为六绝句》其二）的这些作者，便是“大雅”的受腐蚀者。他们中不少人不但把“好诗句”写进了放浪形迹的“杂诗”里，且在现实评价上开始摒弃正直，认同姑息。安史之乱中所体现出的黑暗与社会动荡，比其前期更为深重，但也恰是借时代狂风簸扬岁月尘埃之际，诞生了一批在笔锋指摘下脱颖而出、具有相当社会影响力的优秀诗章。
被杜诗一再提到的王郎，与杜甫亦有亲缘关联。王琦按语谓：“此郎即王定，位至秘书少监。其先久住在巩，定即琦之远祖也。”（引《杜诗详注》）王郎官尚秘书，“雅好杜诗”（《放吟》），其“奉事恩荣更无双，每援古训辄遑遑”（《偶书》），且又“久客心在野，屡迁貌愈黄”（《酬崔十五见寄》），则其人不仅才杰，且貌憔悴而虚懷若谷，与王勃之“通天”，迥异其趣。
至于李白，在将入京都之际给杜诗写过诗，惜已不传。大约李、杜二家诗风歧异，“少陵”“拾遗”虽经一番周折最终得以识承伯仲，但其二人“深知己”之“交”却与同时之卢敬、薛据、严武、高适、岑参等人相关较多。特别是其晚年流寓赤岸（今四川射洪），严武以宰相身份“奏为参军”之时，更将诗命交“太白”（《八哀诗》）。
大雅不仅失身，且渐趋末流。自韦陟始，其四世门生——陈佑、赵垣、倪涛、何延嗣相继主司科场，以至“其弊也，文士多以声妓充艳，二杨之徒务以俊快疏荡为能”（谢榛《四溟诗话》），竟至“文章决斗”“惟歌闺秀”“以诗为戏”“号为‘西厢体’”“竞为艳丽”“雕砌文字”（何景明《议剧·论诗》），而其主司在韦陟等人“有司曲当”（《唐故检校左散骑常侍内供奉上柱国韦公墓志铭》）的情况下，“大雅”竟“几亡”（《唐诗归》）。
就在“大雅”几绝之际，“乐府”以“兴于唐”的乐府歌诗为己任，既对“二谢”、“二杨”及“大雅”末流“深诋诃”，又将“新乐府”与“左氏”、“古诗”并提，所传作者“近十家”，并评曰：“余方喜得诸先生佳篇，读未终卷，乐府已传其集。”（《四库全书总目·乐府诗集·提要》）。